法定获酬权的革新与挑战

　　第三次修订后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为录音制品的制作者新设了一项“法定获酬权”。该法实施后，无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直播间，还是线下经营场所，只要播放了录音制品，就需要向录音制作者支付报酬。需要注意的是，录音制作者的获酬权并不是一项“专有权利”，这意味着上述主体在播放录音制品时并不需要经过录音制作者的授权，仅向其支付报酬即可，也有学者将此种权利理解为录音制作者的一项法定债权。

　　立法者曾这样解释该条文的立法目的：实践中，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录音制作者靠出售光碟或唱片的收入大幅减少，生存很困难，无法与国外大的唱片公司竞争，所以有赋予录音制作者广播和机械表演获酬权的必要。确实，随着数字音乐时代的到来，传统唱片业受到了较大冲击。录音制品获酬权无疑是对录音制作者利益的维护，但同时也应考虑到，该权利的实现必然会导致其他行业，如线上直播、线下经营场所运营成本的增加，如何在各行业之间进行利益平衡，可能需要更加细致的考量。

　　获酬权的国际条约考量

　　《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的另一个立法理由是“与国际条约的规定保持一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第十五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但需要注意的是，2006年我国加入WPPT时对该条特别声明保留，即使是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后，新规定也并非与WPPT规则完全一致：新法仅增加了录音制品制作者的获酬权，而对于WPPT第十五条中规定的表演者获酬权，现行《著作权法》仍未予承认。这里还存在的疑问是，外国录音制品制作者可否主张获酬权？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案例，比如国内的一些线下游乐场所就收到了来自外国录音制作者的付酬请求。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根据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制作、发行的录音制品享有的权利，受《著作权法》保护”，在我国加入的有关录音制品保护的国际条约中，唯一涉及录音制品获酬权的就是前述的WPPT第十五条。

　　如果认为《著作权法》修改之后，我国对于WPPT第十五条仍维持保留状态，那意味着该条不具有约束力，外国录音制品制作者自然也就无权主张获酬；但如果认为《著作权法》的修改实际上是对前述WPPT声明保留的撤回（至少是在录音制品获酬权部分撤回保留），那么外国录音制作者就有权依据WPPT第十五条主张获酬。对于该问题的争议，有待相关部门作出进一步澄清。

　　笔者认为，不同国家基于各自国情，对于录音制品获酬权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就此而言，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国际共识”？以音乐产业较为发达的美国为例，作为WPPT的缔约方，美国同样对于WPPT第十五条声明了保留，而美国的著作权法也仅承认网络环境中的获酬权，不承认机械表演场景下的获酬权。

　　获酬权落地机制是关键

　　无论如何，《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已经成为我国的实证法规范，下一步的思考方向是如何将该条真正落地，避免获酬权停留在纸面。

　　构建获酬权的落地机制，核心问题有两个：“谁来收费”以及“如何收费”。

　　对于“收费主体”问题，由于录音制品获酬权的义务主体较为分散，普遍认为需要借助“集体管理”的方式，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收费主体，以降低行权成本。也有学者提出应更进一步，引入“法定强制延伸管理”的方式：即使集体管理组织未获权利人授权，也可以由其先行主张获酬，事后再向实际权利人分配，以避免个体权利人分散行权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权利共存而导致的效率与成本问题。笔者对“强制延伸管理”制度的引入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录音制品获酬权领域，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目前还存在大量的录音制作者尚未成为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制度本身缺乏竞争性，如果承认个体权利人可以分散行权，或许还可以与集体管理组织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竞争关系，督促集体管理组织更好地为权利人服务，而一旦引入强制延伸管理制度，竞争性将进一步削弱，从而可能带来管理成本的再次提高。

　　除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外，还可以考虑发挥音乐商业平台的作用。与集体管理组织相比，商业平台存在以下两点优势。首先在获得授权的作品体量上，头部音乐商业平台已经取得了对集体管理组织的优势地位。其次在获得授权的类型上，商业平台可能同时拥有作者以及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授权，这使得“二合一”的机制得以实现。以机械表演场景为例，如果采用集体组织管理的方式，由于音乐作品作者的机械表演权由音著协管理，录音制作者的机械表演获酬权由音集协管理，导致使用者需分别向两个组织寻求授权或者支付报酬，而音乐商业平台则有可能“一站式”解决使用问题，降低交易成本。

　　收费主体选择存争议

　　对于“如何收费”的问题，我们观察到，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者之间涉及机械表演场景下录音制品获酬权的诉讼案件。虽然《著作权法》第八条就收费标准的确定问题，赋予了集体管理组织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权利，但业界更倾向于认为，司法途径应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加以使用。如果尚未进行充分协商，或者未经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前置裁决就径行采用司法手段来确定收费标准，该判决所确定的标准不具备普遍的参考价值。对于收费标准的确定，更合理的方案可能是适用“公开听证”程序，由行政机关主导，在确保权利人、付费方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均得以充分表达的前提下，通过充分协商的方式加以确定。

　　涉及收费标准的确定问题，传统上由于技术的限制，更倾向于采用包月/包年的模糊计费方式，但在数字音乐时代，依赖音乐平台的播放数据或者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手段，音乐的“实际播放量”并非无法查明，因此有必要构建以实际播放量为基础的“精准差异化”定价模式。除实际播放量外，录音制品获酬权收费标准还应综合衡量使用内容所产生的市场价值、使用频率、内容覆盖度、在地的经济水平、经营场所类型、收入情况等因素加以确定。

　　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具体场景中，背景音乐对于商业交易的贡献度可能并不高，如果再考虑大量微利以及无利润的使用者，为了鼓励更多人使用更多内容，促进作品的传播，录音制品获酬权的收费标准似不宜过高，“以价换量”可能是一种更加理性的政策选择。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