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小说的坚实探索

　　《大宋籍田歌》是张生全于2024年推出的长篇历史小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聚焦于北宋太宗端拱至至道年间，通过叙写出生在蜀地洪雅、有“天下正人”之称的田锡的仕途生涯，深刻描绘了该时期的政治风云与社会风貌。作为一位对蜀学有着浓厚情结的我，这部历史小说，激发了我很多思考，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历史小说的坚实探索。

　　多维的人物形象

　　张生全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籍田歌》，虽然是以“籍田”命名，从故事开始，但最终落脚到个人。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在繁复历史中打量田锡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当代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

　　田锡形象的塑造深度契合儒家“内圣外王”的典范要求。作为“天下正人”的谏官，其直言敢谏的行为模式（如力保康继英、上书议政）体现了《孟子》“浩然之气”的精神内核。小说通过“籍田礼”事件中礼仪制度与权力博弈的冲突，揭示其“礼治”理想与北宋朋党政治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在叙事中呈现为“奏章封驳权”行使时的心理挣扎，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在皇权政治下“道统”与“政统”的永恒艺术张力。作为“矛盾儒生”的田锡这一形象，小说《大宋籍田歌》呈现了当代历史小说新儒生形象创造的可能。

　　与此同时，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中扁平化的忠臣形象，田锡被塑造为具有心理纵深度的圆形人物。作者运用意识流手法再现其“贬谪陈州”事件中的认知重构：既有“致君尧舜”的理想坚守，又存在对“书生误国”的身份焦虑。这种“撕裂的忠诚”，及其双重性在“君子馆之战”的叙事镜像中尤为凸显——通过康保裔战死事件的反复闪回，展现其道德判断与政治现实认知的撕裂，形成福斯特所谓“自我对话”的现代性叙事特征。

　　进步的历史意识

　　作为历史小说，《大宋籍田歌》不仅在于对北宋初期政治史的文学再现，在于以历史为镜鉴，展开反思，彰显出进步的历史意识。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历史小说进一步突破的新可能。

　　小说以田锡这一非核心权力层的中层官员为叙事主体，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聚焦帝王将相或重大战役的单一视角。通过田锡的谏官生涯与籍田礼改革实践，将朝堂党争（如吕端、寇准的派系博弈）、储位争夺（太宗诸子矛盾）及蜀地民变等事件置于同一叙事平面，形成“权力—制度—民生”的三维历史场域。作者通过田锡个体经验的“微观史”叙事，重构了北宋初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使历史不再呈现为线性因果链条，而是多声部交织的动态网络。

　　另外，小说特别注重历史时空的弹性建构。作者采用非线性叙事策略，将田锡的仕途升迁与蜀地民变、边患危机等事件穿插呈现，形成“共时性”历史空间。例如，第12章通过蒙太奇手法，将籍田典礼的筹备与王小波起义的爆发并置，突显中央与地方、礼制与暴力的张力。这种时空处理方式，借鉴了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将物理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强化了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共时性”，颠覆了传统历史决定论的认知框架，也看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向度。

　　由此，小说更有着突破历史循环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小说中，籍田礼从筹备到搁置的叙事闭环，暗含对传统历史叙事的解构。表面上看，小说中田锡的政治努力终归于失败，印证了封建王朝治乱循环的宿命；但小说通过将籍田礼精神转化为“与民休息”的地方治理实践，在蜀地推行“约法三章”、海州兴办教育等情节，重构了历史进步的可能性。这种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历史决定论，彰显当代历史小说创新创造的深层动力。

　　强烈的现代精神

　　《大宋籍田歌》通过田锡这一历史人物的仕途轨迹与政治实践，以籍田礼为叙事核心，多维度展现了北宋初期社会政治生态中的深层矛盾，呈现出强烈的现代精神。

　　田锡形象的塑造突破了传统“清官”范式的扁平化书写，呈现为“儒道合流”的精神复合体，体现出一种“消解英雄”的现代诉求。如：其直言敢谏的刚毅（如多次触怒太宗）、耕读传家的隐逸理想（如洪雅田园生活的追忆），以及“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共同构成“天下正人”的立体人格。另外，小说并未将田锡的失败（如籍田礼最终未能根治积弊）归因于个人局限，而是揭示制度性痼疾与历史偶然性的交织作用，从而消解了英雄史观的单向度叙事，转向对结构性矛盾的深刻反思。

　　小说中田锡“天下正人”的形象塑造，既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载体，又成为映照时代局限的镜像。其“耕读传家”的价值坚守与朝堂朋党之争，形成强烈反差，暴露出士大夫阶层在政治实践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撕裂。小说通过寇准、吕端等群像的对照描写，进一步解构了传统士人“修齐治平”话语体系的内在矛盾，当道德理想遭遇权力规训时，多数人选择妥协于现实政治逻辑，反衬田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抗争，也可以说对传统的“仕”进行了反思。

　　复调的艺术探索

　　在《大宋籍田歌》的目录中，表面是“商宫角羽徵”，实际上是“徵羽角商宫”，但最终隐含的是“宫商角徵羽”。这使得文本呈现出多线结构、多重文本的特点。

　　作品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是该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具体而言，一条以田锡仕途沉浮为主线，通过筹备籍田礼、朝堂谏诤、蜀地平乱等核心事件，展现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另一条，则是以宋太宗治下的权力博弈为暗线，穿插楚王谋逆、储位之争等历史悬案，形成虚实相生的叙事张力。这种叙事手法，既遵循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原则，又通过悬念设置（如皇宫纵火、奸细潜伏）增强文本的戏剧性，符合热奈特叙事学理论中“时序变形”与“视角转换”的复合运用，使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轨迹产生交响共鸣。

　　同样，小说中所呈现的多声部文本，也非常值得注意。文本语言在史传文学的庄重性与小说的通俗性间取得平衡，朝堂奏对的文言化处理强化历史真实感，而民间场景的白描式书写则增强叙事生动性。对《籍田颂》等历史文献的文学化转译，以及“短蓑长笛一川秋”等诗性意象的穿插，形成巴赫金所谓的“多声部”文本特征。这种语言策略既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传统，呈现了历史题材当代性转化一条独特之路。

　　（作者系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